3/6/09

唉，終於開始下了雨，響起了悍雷聲，這就是[驚蟄日]到來的意頭吧！也預示著某些“牛鬼蛇神”的東東被趕了出來，他們蘇醒之後要開始隱蔽的活動。比如現在我還牢騷自己的blogspot被封，想了幾種方法都沒用，也只能自己跟自己鬥勁鬥氣。

我不止一次的問自己，現在上網的目的是什麼？還會像以前一樣追求技術性的信息嗎？沒有了，自己已經開始改變了自己，偶爾甚至有了一些潛意識的或者極端的想法；每天為自己的思想加分,這就是我自己的口號吧！某個時候腦海裏就是拒絕做一個過激的“憤青”，更多地希望自己是一個理性和中性的平凡人。發在blog上的東西本來就無需“迎合”他人，只是讓自己能夠有心沉寂下來幹自己該幹的，無須把某類東西強加於人，無須驚慌和緊張！

真正的了解自己，除了自身的醒悟和感知，還應該包括接受來自旁觀者的看法。別人的缺點也可能是自己的優點，自己的優點往往也是對方的缺點。美國人看到的而我們沒自己有看到的，也許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比如“公正”的制度。

今年是中美建交30年。我買了一本這周的《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9期），封面上印有《時代》周刊上曾經刊登過的中國人物（領袖、名星及普通中國人）形象，主題就是“美國人的中國觀”，西方的報道一直在關注著中國，甚至發生了“悄悄的革命”，而我們甚至還沒有察覺到。其實以前很少去書店裏瀏覽這類主題的文章。轟動的“獸首拍賣”事件，掀起了“愛國”和“誠信”之間的激辯，兩者之間我已經被代表了，甚至是莫名其妙的，這不得不迫使我要去了解叫“意識”的東西，當然應該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

從和菜頭這裏和那裏，我又再次看了一下《中國人什麼時候想要公正？》這篇文章，其實心底裏我很羨慕和欽佩像Peter Hessler這類能自詡為“個人主義”的人。

我們某些大師作品裏面的內涵往往是向上的，卻很少去關心下面的基層生活，就是有點脫離實際吧，很空洞無物的東西不適合我，所以我一直偏好時評和雜文性的文字。有記者身份的何偉與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之間的疏遠距離並不會拉近，這些現實真讓人覺得詭異。他抱怨：“糟糕的歷史，復雜的政治和不鼓勵獨立思考的教育制度”，我們也何嘗不是？

我在問自己：旁觀者對中國和普通中國人的真實看法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呢？或者說從別人的眼光和筆下文字當中體驗到的普通國人的生活是好還是不好？對一國之民的認識就那麼有意義嗎？這樣的問題似乎很難回答啊，畢竟自己的智商和經歷離專家學者們很遠很遠，甚至會認為有我這種想法的人一定是傻瓜型。

中國人的心靈是本能封閉的，一旦遭受失敗，通常的反應就是關門送客。美國人的心靈則是本能開放的，遭受創傷的反應是改變整個世界。這是兩種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導致傷害。中國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國人看起來更容易害了別人。

何偉：中國人什麼時候想要公正？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記者和作家間，何偉（Peter Hessler）似乎更像後者。他出生於密蘇裏州的哥倫比亞市，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修習英語文學。1991年，他還是大四學生時，就申請加入美國志願者組織“和平隊”。何偉通過了面試，“和平隊”計劃將他送往非洲支教，“我本來挺樂意去那裏的，但隨後得到了牛津的獎學金，學費和生活費全免，於是我收回了申請。”1995年再次提出申請時，有兩件事情已經很不同：他經曆了一次歐亞大陸旅行，對亞洲有了格外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和平隊”開始在中國設立項目。於是他沒去非洲，來了中國，一待就是10年。

1996年到1998年，何偉在涪陵度過了兩年支教生活，出版《江城》一書並由此開啟了寫作生涯。他為《紐約客》、《國家地理》、《大西洋月刊》這樣的美國頂尖雜志撰稿。有人評價說，“何偉的筆下是真中國，是連一些生活在中國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絕認識的中國。”

生活在小地方更接中國的地氣

1994年我第一次來到亞洲。在此之前我對亞洲並沒有什麼興趣，更別提中國了。但是我想從東方回家，從英國一路搭乘火車經過俄羅斯，穿越西伯利亞。老實說，當時來中國的惟一理由就是這段鐵路的終點是北京。我原本以為，我不會在中國待多長時間，最多一兩周罷了。

結果俄羅斯讓我有點失望。當時它的經濟很糟，看起來這個國家已經被擊倒了，在莫斯科，人們排了長長的隊伍只為換取外幣然後買些吃的。然後我到了中國，立刻發現這個國家的不同。你可以觸摸到它的活力。盡管那時我只是個根本不會說漢語的老外，但我能感覺到，這裏人人都很務實聰明，盡管他們看到外國人時會有古怪反應。總體上說，中國是一個越來越向外界開放的國度。我意識到這些值得探尋，於是把首次中國之行延長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後，我開始找機會重返中國，並在這裏生活。

我申請那會兒，“和平隊”的成員被派駐到四川的小城市。這對我來說是個好事。我去過北京和上海，知道那樣的城市有很多外國人，會讓我難以自覺地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人真正的日常生活。

涪陵是我的第一選擇，當時這是“和平隊”最遠的一個派駐點。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你幾乎看不到什麼外國人，我喜歡這種挑戰。我也喜歡長江和那裏的風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歡在那裏跑步或者遠足。我最初的目的很簡單，只是想教書並學會夠用的中文。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慢慢有了寫作的自信，最後，我覺得我能動筆寫這個地方了。

當你是一個駐華記者時，你和當地生活總是有隔膜的，你的“單位”是一本外國雜志，你的目標讀者是美國人。我想這是傳統記者體制的一個短腿，記者和他所報道的對象之間經常存在巨大的鴻溝。很多外國記者並沒有進入過一個中國單位和中國人共事過。我覺得我在涪陵的歲月對我的寫作有著難以想象的重要影響，雖然我已經離開它有10年了。這段經曆讓我更接中國的地氣，它建立了我感知中國的大部分方式，我覺得自己在寫作時比大多數外國記者更投入感情。

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中國，我對這裏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麼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麼有關中國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中國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

我在涪陵度過了兩年，從1996年到1998年。後來作為一個記者，我總是重返小城市或者農村去找選題。我在北京寫作，但幾乎不寫北京。

我惟一沒去過的省份是海南，我也從沒去過蘇州杭州。事實上，我在江浙待了很長時間，特別是浙江南部，但居然從沒去過蘇杭。當然，我的出行計劃不是為旅遊安排的。我喜歡去那些能夠激發我記者興趣的地方，所以我在溫州和深圳花了大量時間，當然也包括北方農業省份。

我會去那些未向外國人開放的地方，有時候會被拘留，不過這些經曆通常都帶有喜劇色彩——當地警方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所以罰一筆小錢就讓我走人了事。那些警察給我的印象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希望為當地發生的任何不良事情負責，不想給自己惹麻煩，所以如果你向他們保證你不搗亂，基本就沒事了。當然，作為一個外國人和警察打交道要容易些，中國人很容易就被警察嚇住了。

我很難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密切交往。這很奇怪。中國的知識分子很關注曆史、國際的觀點，有時過於看重這些問題並把它們強加到與之打交道的外國人身上，這讓你時刻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我倒覺得自己更容易被工農大眾接受。一開始，他們因為你是外國人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並且不把你當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國人非常非常務實，這是我喜歡他們的眾多原因之一。這種務實讓我更容易與他們打交道，因為他們總是通情達理的。但我又必須說在中國當一個知識分子真難。糟糕的曆史，複雜的政治，教育制度也不鼓勵獨立的思考者。

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間的確有一條鴻溝。有時候我會吃驚：為什麼當代中國小說會有這麼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比如《狼圖騰》，這本書無論在文字上還是在象征意義上都和中國的現狀隔得很遠。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那段時間，社會變化劇烈，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戰爭的傷痛被拋下，美國當時的作家們試圖抓住社會心理，於是我們看到了德萊塞，看到了克萊恩，也看到了傑克·倫敦。他們在各個層面關注這個社會。我希望同樣的現象出現在中國，但好像情況並非如此。也許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中國的小說家關注民工嗎？好像不。但如果他們想要抓住當下最重要的故事，他們應該關注。

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

美國人通常都對中國抱有相當政治化的看法，覺得這是個被嚴密控制的共產主義國家，這裏的人民都是被壓迫者。而一旦他們真的來了中國，又會大吃一驚而後態度大轉彎。其實中國是一個鬧哄哄的國家，多數中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經濟上是如此，這是中國動力的來源。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國有足夠多的行動，也沒看到像樣的草根民主。當然，現在有一些抗議活動，但基本上他們只是在抱怨個人得失。他們應該想想更大的問題。不過這需要時間，尤其在一個多數人剛剛擺脫貧困的國度。這也要求中國教育體系的變革，我感覺中國的學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勵創造性和個人主義。

我相信中國需要政治變革，但我不覺得這是美國的責任，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他們得自己想出解決辦法。對於他們來說，更多地接觸外部世界、接觸新的思想是有益的。同時，我也不覺得那些批評中國的外國人有任何問題。在美國我們也批評美國政府，所以美國人如果覺得中國人有問題，自然就要說出來——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意識到並能夠接受這一點。

中國人和美國人都被他們的文化所困擾，但這種困擾是截然相反的。中國人的心靈是本能封閉的，他們覺得外來者無法了解他們的文化，一旦他們遭受失敗，通常的反應就是關門送客。美國人的心靈則是本能開放的，他們以為所有的外來者都是仰慕美國文化的，以為人人都需要美國產品、美國思想、美國民主。美國人遭受創傷時的反應和中國人很不一樣，看看“9·11”吧，美國人的反應是想要改變整個世界。這是兩種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導致傷害。中國人可能害了自己，美國人看起來更容易害了別人。

中美之間時不時會關系緊張，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可控的。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務實的階段，所以它的行為都是可預測的。而且中國不是一個好戰的國家。

不過，兩國都太民族主義了。我一直很不喜歡美國的愛國主義，既單調又無腦。中國的情況也很有趣。我沒辦法理解一個人怎麼會對國家有那樣的感情。看來我仍然是個人主義者。

在中國討論倫理問題是困難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體主義這個國家會更加健康。個人主義不等於自私自利，它還會讓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點在中國人身上並不太多見。

中國現行體制某種意義上是很有效的，“關系”得到廣泛承認，行賄日趨“規范”，在很多方面，它運行良好。但這不意味著它是個無需改變的體制。我必須再說一遍，這也是中國人必須自己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多人對這種腐敗卻運行有效的體制很滿意（也算一種“務實”），問題在於，他們什麼時候才想要一個公正的體制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