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08

“沒有記錄，就沒有發生。”

周六將《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電子書下載後大致看了一下，感覺如人所說的“恐怖片”。也許那段父輩們經歷過的苦難日子，在我中學的教科書上有片言只語一筆帶過，但是楊繼繩先生這部上下冊共27章的文字卻是對心靈的一次深度撞擊，令我對所謂（體制）制度的東西更加厭惡至極了。

“制度是一個‘范’，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樣堅硬的金屬，只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裏，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么人進入極權制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制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在上級面前是奴隸。”

“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鍾。”

因為極權的政治制度導致經濟決策的失誤，從而導致了那場饑荒，30年來我幾乎沒有找到任何的信息，即使在如今看來還算開放的年代裏。我的記憶裏只有爺爺和父親們那裏常提起經受的討過米、吃過草根等等苦難的年代，這段歷史在他們的心中永遠銘刻在心裏，直到他們老去。而《墓碑》對歷史真相的還原，至少是讓後輩們更加清醒地理解所謂制度的意義。饑荒源於缺糧，糧食源於農民農村農業，楊老對農村經濟、市場經濟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實屬難得的思想者。

在《墓碑》前言的最後，作者寫到：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曆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歷史已經過去，重要的是從教訓中讓自己成長起來。幸好有了這部著作，感謝楊老，感謝這位至親的浠水人。除了聞一多愛國者外，我又多記住了一個憂國憂民的浠水前輩！

如下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楊繼繩（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縣人，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教授、《炎黃春秋》雜志副社長，現居北京。

楊於196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動力系拖拉機專業，1968年1月加入新華社天津分社任記者至2001年，任記者時發表多篇社會探討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80年代撰寫學術性文章，1984年被評為全國首屆優秀新聞工作者。2000年初起為《炎黃春秋》雜志副社長之一、《經濟參考報》編委，並繼續評論寫作。楊已婚，有一子一女。

他於2004年末出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的親身采訪資料，並刊載了六四後被軟禁的趙紫陽與他的三次訪談內容，因楊與趙曾承諾在趙在世時不會出版，故直至2004年末趙病重時才付印面世，因題材敏感及他的新華社記者身份，出版時頗受注目，該著作亦有被其他媒體引述如日本產經新聞之《鄧小平秘錄》。

至於1999年4月完稿之《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發行，卻在中國大陸出版屢遭阻撓。分別在今日中國出版社（1999 年）與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未果，而經增補資料的書稿在2006年透過廣州花城出版社與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與香港版本相比雖有刪節（分別在第二章與第十八章的最後一節），但仍受警告，其書不能參展或者重印。楊懷疑是因為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之關系，遂於 2007年1月投書至時任中宣部長劉雲山批評當局違反憲法、剝奪他的出版權利。